多乐捕鱼游戏链接:饿炉与围村：垃圾焚烧行业的新课题焚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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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是城市垃圾焚烧厂“等米下锅”，一边是乡村垃圾“围村堵路”——这不是段子，而是当下中国垃圾处理领域真实面临的问题。

  连日来，社会化媒体上“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引发广泛关注。事实果真如此吗？

  记者了解发现，所谓“不够烧”并非全局性的垃圾短缺，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治理二元分割背景下，垃圾处理体系在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中面临的结构性阵痛。

  从全国数据看，国内垃圾焚烧解决能力占全球总解决能力的比例为60%左右，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住建部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厂达1137座，日解决能力115.8万吨，平均负荷率为88.7%，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综合看来，产能总体富余，但局部地区过剩及部分地区解决能力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

  从区域分布看，垃圾焚烧厂呈现“东密西疏”的特征。2024年，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前五名的省份为山东、广东、河北、浙江、河南。其中，山东多达102座；而排名靠后的青海和西藏各有1座。

  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秘书长郭云高在接受中环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受‘十四五’期间超前建设等因素影响，我国垃圾焚烧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河南省、河北省、天津市等部分地区。”

  以天津市为例，《2024年天津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公告》显示，全市共有13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设计总处理能力为每日1.8万吨（按年运行330天计，设计负荷为年焚烧处理能力594万吨）。但该市全年实际处理生活垃圾404.2万吨，平均运行负荷不到70%。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同一省份内部，利用率的差异也十分显著。以广东省为例，全省整体垃圾焚烧产能利用率仅为54.41%，位列全国倒数第四；但深圳5座垃圾焚烧厂产能利用率约103%，存在焚烧炉超负荷运行的情况。

  “产能过剩是局部性的，并非全局性的问题。窑炉设施的平均负荷率超过85%就应该算合理区间，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垃圾焚烧能力与垃圾处理需求总体上是匹配的，是合理的。单纯从个别垃圾焚烧的角度来评判全国垃圾都不够烧，是不合适的。2025年，媒体披露的湖南慈利县大田坑溶洞垃圾堆积事件应该不是个例。”郭云高说。

  与部分城市焚烧厂产能富余形成对比的是，一些农村地区的垃圾处理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央视《财经调查》栏目近期报道显示，个别地区农村存在沿路沿河倾倒垃圾、露天焚烧、简易掩埋等现象，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例如，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新建的标准化垃圾转运站建而不用、备而不运导致生活垃圾随意倾倒等问题引发关注。

  近10年来，我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经历了快速发展期。据统计，2015年，我国生活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约为20万吨；截至2024年年底，已突破每日110万吨，十年间翻了五倍有余。

  广州范蠡智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闻靓则从资本和市场角度补充分析：“垃圾焚烧行业曾是盈利较好的行业，有政府处置费、上网电价补贴等收益，吸引了大量资本快速扩张产能。当产能扩张速度超过垃圾产生量的实际增速时，拐点就出现了，供需矛盾自然显现。”

  《“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年底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80万吨/日左右”，而这一目标在2024年就已超额完成。

  住建部有关人士指出，我国垃圾处理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区域不均衡问题突出，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够，部分县域地区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导致垃圾清运量远低于设计处理量。

  “处理能力有富余不等于处理设备覆盖到位，影响垃圾场实际负荷率的也不止是垃圾量，还与垃圾能不能被有效收集、转运到厂紧密相关。” 中关村绿创环境治理联盟首席专家曲睿晶说。

  “问题的关键在于运营责任和资金保障。”曲睿晶进一步指出，一些地方建好了垃圾转运站，但缺少运维经费兜底，垃圾转运站的车辆运维、燃油、保险等开支无从落实，辖区垃圾转运站普遍陷入“建得成、管不好、转不动”，导致设施未能充分发挥预期作用。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和暂时不具备建设条件的地区，如果没有明确的运营主体和考核指标，“建而不用”就难以避免。

  以运输成本为例，农村地区人口相对分散、单个收集点的垃圾产生量较小，如果每个村都要将垃圾长途运输到城市的焚烧厂，经济可行性会受到一定影响。

  此外，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态废料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分析认为：“垃圾产生量没有如预期增长（受人口、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也是造成部分地区垃圾不够烧的原因之一。但这种现象是区域性和阶段性的。”

  “当前‘围村’与‘饥荒’并存的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在基本解决大范围‘垃圾围城’这一紧迫问题后，行业正在进入一个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的新阶段。”曲睿晶说。

  湖北省保康县作为典型山区县，以区域协同处置+全链条治理破题“垃圾围城”，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山区生态治理新路。

  据了解，保康县填埋场饱和后又无力自建焚烧厂。它选择“借力”邻县，将垃圾运往房县焚烧发电，并协同竹山、竹溪、神农架等多地，构建起跨区域资源循环利用的闭环。保康县也因此成为全省率先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全焚烧”的山区县。

  黑龙江省克山县同样探索县域辐射协同，投资建成日处理600吨的垃圾发电项目，不仅消化本县垃圾，还辐射周边的克东、依安、拜泉三县。其通过建立“统一收运标准、统一处置路径”的机制，解决了周边县域处理设施不足的难题。

  “这意味着，垃圾处理可以尝试打破单纯的行业与行政区划边界，在更大的区域内实现资源的合理调配。”刘建国教授指出：“通过废物系统、区域统筹的方式，将相对富余的焚烧能力服务于有焚烧处理需求的可燃固废以及周边垃圾解决能力不足的地区，我国垃圾焚烧的产能利用效率将会大大提升。”

  在全国，仙桃、衢州、高平、怀宁等多地都在推行“一把扫帚扫到底”机制，即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整体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体系。用城市富余的资源和能力，去弥补乡村解决能力的短板。

  郭云高认为，农村部分垃圾转运站“建而不用”，缺的正是覆盖“收集—转运—处理”全链条的长效运维模式。

  在这方面，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的经验值得参考。据介绍，牟定县通过推行“户减量、组保洁、村收集、乡转运”模式，并设立智能垃圾箱全覆盖，由财政预算保障运维，确保了体系的可持续运转。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的《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重点任务。

  “国家在解决垃圾围城问题后，开始更多关注深度资源化和低碳减排。” 闻靓指出，未来，逐步减少直接焚烧、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也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垃圾处置难问题。

  例如，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较早开始探索“三山三料”模式，即根据海拔高低将垃圾就地转化为饲料、燃料和肥料，实现了源头减量。

  这些因地制宜的探索，为破解垃圾焚烧区域失衡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坐标。但在业内专家看来，生活垃圾处置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终极方案，唯有在实践中不断校准方向才是可行之道。